每一个人其实并不是一座孤岛，因为他是一个更大岛屿链的一部分。--约翰·多恩

上房顶、不停的奔跑、一声接一声的枪响、荷尔蒙飞溅，还有朦朦胧胧的性暗示，这一切构成了姜文电影的主要因素，对于这些展示少年特征的要素，姜文乐此不疲。他要把电影搞的有声响、有动静，他觉得他年轻时候看的电影都太安静了，那不是电影，那是连环画。姜文还没有成为导演的时候，去参加某个小型聚会，里面坐着一些媒体人和电影人，据他人的回忆姜文是闯进会场的，然后底气十足地说道：我要在中国拍不一样的电影！

姜文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关于自己为什么要拍电影，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肯定自我追问了好几回，最终给出了一个很实在的答案：因为现实很糟糕，所以才拍电影去创造另一个世界。这是一个无比朴实的回答，而且是一个示弱的回答。他还说，现实生活中的自己遇到的困境跟自己十几岁时遇到的没什么两样，那时无法处理的世俗问题，现在也处理不好，这方面自己并未成熟过。这是姜文在镜头前很少展示的温和与困惑，也揭示了创作者的普遍困境。

他无法解决自己的财务状况、税务问题、剧务开支，也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毫不关心。姜文一心想创造自己的电影世界，这个世界对他才是完整的、巩固的、且充满着诗意。他常常有这样的迷思，他对身边人的要求和期许，是不是把对方也当成了一个剧本或一部电影。一个睿智与深刻的创作者都会有这样的困惑，是否因为陷入艺术太深，而对作品的要求转而变成了对生活的要求。这里让我产生了另一个疑问，这是茨威格在《昨日的世界》的叙述：那些诗人、画家、艺术家过着极其简单且富足的生活，他们并不追求物质和财富甚至是荣誉，他们做着一份普通的工作--一个图书馆管理员、一个园林的修剪工、一个文化局的录入员，这样的工作并不繁忙，他们有大量的时间用在自己的创作上，他们拿着一份微薄的工资去维持生计，但没有人会因为这样而表现的恐慌焦虑，每个人都是那么的知足常乐。在这段平实的描述中，对于创作者来讲，这是因为一个好的时代而带给他们相对好的环境。而当下的时代，就算内心如此强大的姜文也无不表现出他的焦虑：“我没法做到费里尼那样！我俩位二老还在医院病床上躺着呢......我俩个儿子还要上学......”这是典型的中国式问题，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--老人的看病问题和孩子的教育问题。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困境，也是这个时代的困境。

在片场姜文是一个绝对的独裁者，他想要展现的那个电影世界，在他脑海里已经很完整了，他只要通过现有的技术把它实现就可以了。在漫长的电影拍摄制作过程中，姜文要把周围的一切都牢牢地掌控住，他不允许有任何失控的场面发生。关于个体的自主性，关于权力意识，不仅体现在他的创作和工作过程中，还遍布于人际交往和一些生活细节。这让他过份的敏感和犹豫不绝，对方不经意的一句话，他都会去猜测它背后的动机，一些特别熟的朋友都会称呼他为“姜大姐”。《邪不压正》上映的那段时间刚好是俄罗斯世界杯，为了宣传他会参加一档《这，就是世界波》的节目，他跟鹿晗是主要嘉宾，为了这个节目他们还拍了一组海报，不知为什么正式播出时，他根本就不在这个节目里。还有一件事特别有意思，《太阳照常升起》杨受成是主要投资人，但这部电影让杨受成亏了不少钱。姜文下一部电影是《让子弹飞》杨依旧是投资人，而《让子弹飞》是当年的票房冠军，这一下子让杨赚了不少钱。杨受成给姜文发了个红包，姜文没要，最后姜文请杨和一帮兄弟吃了顿饭，反而给了杨受成八百万红包。这两件不怎么搭边的事，恰恰体现出姜文对于自己的人生是需要某种掌控感的，或者他不允许自己的人生是被别人所把控的，这对他来说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，用某一种损失或金钱去换取内心脆弱而敏感的自尊。

“电影必须要有动静！”，“画面中我想让人看到的部分是实的，不想让人看到的部分是虚的。”“好的电影一定要有戏剧的底子。”在各种访谈中你会看到姜文说出类似的话。梦境与现实、历史与时间、青春与爱情和肆意喷射的荷尔蒙是姜文电影中永恒的主题。他坚定的说，每一个创作者都是主观的，如果你不表达自己，那你又在表达什么呢？梵高的星空是蓝色的，达利的钟是扭曲的，博尔赫斯的图书馆是座迷宫。大师们如此主观的表达是建立在客观认识的基础上，因为他们经过了大量的阅读和学习，才有了属于自己的主观表达。《邪不压正》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《侠隐》，十年前姜文看了这部小说，而且只看了一遍就决定把它拍成电影（后来再也没看过原著），写剧本的过程中他靠着记忆、感觉、情绪，去书写他脑海里的北平。电影上映后，那些《侠隐》的读者有些失望，电影里根本没有当时北平的烟火气和市民气，也不是一部纯武侠片，电影更多地表达了对人性的嘲笑，是对历史的戏谑，姜文用他独一无二的语言去拓展电影的边界。

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和《让子弹飞》都是当年的票房冠军，对一个从不迎合观众的导演，姜文已经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了。姜文一直想成为中国最好的导演，拍出中国最优秀的电影。但当肤浅、低俗、恶搞的中国电影大行其道的时代，姜文必定成为一个失意者。自2010年到现在姜文只拍了两部电影《一步之遥》和《邪不压正》票房均不理想，《邪不压正》还被列入18年十大赔钱电影。姜文说为了票房拍电影其实很容易，只需要一个好故事，而且把故事讲清楚就行了，这些问题技术都可以解决并不难，难的是你不只是想讲一个故事。这让我想起了冯小刚的《芳华》，一部悼念他自己青春的电影，这部电影准确地把一个故事给讲清楚了，但在里面我看不到一点冯小刚的影子。当时我就想，只要有一个完整的剧本，一个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学生都可以把它拍成那样。

55届金马奖《邪不压正》提名了最佳美术、最佳造型、最佳动作、最佳视觉、最佳女配角、最佳导演六个奖项，最终只获得了“最佳动作设计”一个奖项。五个提名导演（最佳导演），只有姜文不在现场，最终张艺谋凭借《影》获此殊荣。张艺谋的第一部电影《红高粱》男主角就是姜文，张艺谋也凭此电影在国际上名声大震。姜文不来参加颁奖典礼，不是因为他不在乎，而是因为他很在乎，他其实已经预感到了他的失败。刹那间我有些揪心，姜文的电影即不赚钱又没获奖，怎样才能让投资人帮他实现那个恢弘宠大的电影梦。这让我想到唐诺的一句话：未来的电影需要巨大的制作成本，电影已经输不起了！

“用骄傲来掩饰不自信，用冲突来消除羞涩，用不断展现男子气概来压抑自己的孩子气”许知远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眼里的姜文。他的电影必然是自我的、封闭的、掌控一切的，但在这种固步自封的创作环境中是否会损失掉某种创造力，或者他把自我意识推向了极致。姜文在几个访谈中对彭于晏的形容过于夸张，说彭身材保持的非常好，能跟希腊雕塑媲美，彭于晏每天坚持健身吃健康的食品，他的灵魂可以控制自己的肉体。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很夸张的，健身只是每个人的爱好和习惯，你每天吃多少肉，要不要吃夜宵，这只要根据你的身体状况来选择就可以了，这里面当然有一定的自控力，但牵扯到灵魂就过于勉强了。

“我觉得自己很有钱，比我有钱的人我都不认识！”，“孙子批评几句爷爷怎么了？更何况还是别人的爷爷！”，“我的电影你看得能睡着，你是多缺觉啊！”在几个谈话中，这样的姜文式语境比比皆是。姜文还时不时地会打断他人的话，然后用自己的一套说辞，一种理解，用自己特殊的表达方式去反驳对方的观点，有的时候你会看到鸡同鸭讲或自说自话，但你又不得不钦佩姜文自己创造的语境和氛围，让对方无法在他的节奏里理性地抽离出来。

姜文少有的柔弱和谦逊只表现在两个长辈身上，一个是他的母亲，就在《邪不压正》上映的前不久他的母亲过世了，虽说他母亲离开的很安详，没受多大的痛苦，但他有些自责，母亲生前跟她总是处不好，读书时全班第一的成绩单、考进中戏的录取通知书和几年前的房产证，都没让老太太高兴起来，这段回忆被姜文形容成人生中的失败。另一个是他的老师谢晋，当姜文一谈起谢晋，就再也看不到之前那个强势的他了，他变得谦逊起来，甚至有些敬畏。他形容谢晋脾气很差，在片场时常会骂人，但姜文并不认为这是在骂他，而是一种教诲。

姜文是高傲的、自负的、特立独行的，而这样的人必定是孤独的。他对于自己艺术上传承的部分，态度是回避的，他更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一个“嘣”出来的人，创造出一个裁然不同的电影世界。我想，姜文他已经做到了，而且已经做的相当出色了。但那些传承与自我之间、历史与主观之间、自信与自负之间的矛盾一直会伴随着他。

2019/01/25 21:20